山林寺院与都市寺院（7）——星云大师著
四、依性安居，各得其所 大体上而言，「人间比丘」以住在「都市寺院」者多，但也有住在「山林寺院」的，他们关怀社会，为众服务；反之，「兰若比丘」以住在「山林寺院」者多，但也有住在「都市寺院」的，他们远离愦闹，不太与人交往。这其中，性格具有很大的影响力。
尽管「兰若比丘」性喜寂静，不事教化，甚至经常拒人於千里之外，看起来好像有点不通人情，但如同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》所说：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」，世间上有些人正需要「兰若比丘」才能度化，尤其「兰若比丘」少欲知足的精神更是奢华浮夸的世俗社会所需要提倡的。 据《碧岩录》记载，後汉刘王虔诚重法，有一天他邀请灵树院的数位尊宿前往宫廷过夏安居，只见那天诸位法师全都入宫接受王室贵胄的礼敬问法，唯独云门在一旁默默禅坐，致使宫人们都不敢亲近请示。一位值殿使见状，不但不以为忤，反而更加钦佩，於是书写一偈，贴在碧玉殿上：
大智修行始是禅，禅门宜默不宜喧，
万般巧说争如实，输却云门总不言。
（《碧岩录》卷一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八册，第一四六页上） 《续传灯录》卷十则记载，净土院的惟正为人飘逸，市人很喜欢看他出游时，身跨黄牛，在牛角上挂满瓶鉢的潇洒模样。有一回他勉强答应朝臣府中供养的邀约，但是到了次晨却又开始反悔，因此留了一首偈子请使者带回： 昨日曾将今日期，出门倚杖又思惟；
为僧只合居岩谷，国士筵中甚不宜。
（《续传灯录》卷十〈净土素禅师法嗣〉）
满室等待的坐客见了这首偈子，无不连声称好，更加景仰他的道行。 不过，「人间比丘」和「兰若比丘」之间也不是截然分开，无法相容的。我们的一心中含有十法界，「兰若比丘」远离尘世，一心修持，相当於十法界中的声闻乘、缘觉乘；「人间比丘」以出世的胸怀做入世的事业，将入世的人乘与出世的天乘合而为一，相当於十法界里的菩萨乘。因此，「人间比丘」里，也有隐含少分「兰若比丘」性格者；「兰若比丘」里，也有隐含少分「人间比丘」性格者。甚至「人间比丘」和「兰若比丘」之间有互相转换的时候，好比世间的学业或事业，有升有降。
像东晋的道恒原本师事鸠摩罗什，参与译场工作，因他才华横溢，辩说无碍，为後秦王姚兴所赏识，逼迫他与同学道标二人还俗辅政，并命令多少人前往说项。道恒抵死不从，後来虽然姚兴未再施以压力，他却因而体悟「益我货者损我神，生我名者杀我身」（《高僧传》卷六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册，三六五页上），遂遁居深山，终老於此。就在这一念之间，他由「人间比丘」转为「兰若比丘」。
其实，「善恶是法，法非善恶」，紧握拳头，用来打人，当然不好；但为人搥背，就是善行；同样地，名利虽然足以「损神杀身」，但若能如法运用，就可以为众谋福。所谓「求名当求天下名，计利当计天下利」，像诸佛菩萨证悟菩提，大家都要称念他们的名号以求得度，又有什麽不好呢？历史上多少僧人国师备享尊荣，像唐玄宗也曾两次要求玄奘罢道辅国，玄奘均以「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」（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六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册，第二五三页中）固辞，玄宗最後遂其所愿，助其译经，且不时询以朝政；甚至像佛图澄备受石勒、石虎之礼遇，根据《高僧传》卷九记载，石虎因佛图澄「荣爵不加，高禄不受」，遂下令「衣以绫锦，乘以雕辇」，每次朝会时，由侍常以下的小官抬他上殿，再由太子诸公扶他入座，当主唱者高呼「大和尚」时，朝臣全体肃立以示尊敬，此外石虎更命司士李农「旦夕亲问」（以上见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册，第三八四页下），可谓荣宠已极。他如慧忠、澄观、灵藏、玄琬、悟达、黄檗等也是以佛法的慈悲祥和导王於善，备受朝野礼遇。但要注意的是，绝对不是高僧大德们贪求这些利养，而是当时的众生必需藉由他们的荣宠礼遇得到平安，得到法益。由此看来，「人间比丘」在五光十色的世界里弘法利生，更需要有坚强的耐心毅力与善巧的智慧方便，说起来，才更是一种难行能行、难忍能忍的修持。
慧远在年少时「博综六经，尤善老庄」，二十一岁那年，本想远渡江南，师事范宣子，过隐居耕读的生活，说起来是具有一点「兰若比丘」性格的人，但因当时石虎败亡，中原陷於战乱，道路阻绝，他听说道安在恒山弘法，遂转而投之，一晤之後，大为叹服：「真吾师也！」「儒道九流皆糠粃耳！」从此拜道安为师，在大乘佛法的陶铸下，「常欲总摄纲维，以大法为己任」。继因襄阳陷落，道安被後秦王坚迎长安，他便率众来到庐山，建寺安僧，虽「三十余年影不出山，迹不入俗，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」，一言一行却足以影响时政及当道。（《高僧传》卷六，《大正藏》第五十册，第三五六——三五八页上）慧远从「兰若比丘」的性格转而成为「人间比丘」的表率，看似当初一个因缘所致，其实也是由於他肯及时回头转性，接受薰习，否则若执意不从，有如覆器，即使是天降甘露，又奈何也。 佛陀在《宝雨经》卷八中说： 菩萨住阿兰若处，现前观察，无所住着，非如野兽无所观察。菩萨住阿兰若处，无有怖畏，无有过患，非如野兽恒畏中伤。菩萨住阿兰若处，为聚落中若男若女若童男若童女散乱心故，为摄受正法故，为无所住着故，非如野兽为护命故，远避人间。 （《大正藏》第十六册，第三一七页中——下） 「人间比丘」住在僻静处，既不是为了躲避现实，也不是为了护惜身命，而是为了救度众生，使能摄受正法，因此必须审时度势，远瞻未来。慧远的懿行高德不但为大圣佛陀的言教身行写下注解，也为「山林寺院」里的「人间比丘」树立良好的典范，而他的事例更说明了「兰若比丘」与「人间比丘」之间也有互通之处。
另如佛世时的大迦叶，他原先对於头陀苦行执持不舍，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「兰若比丘」，根据《增壹阿含经》卷五，大迦叶曾说他自己是辟支佛根性，即使佛不出世，他也可以无师自悟，因此「尽行阿练若（注：即兰若法），到时乞食，不择贫富，一处一坐，终不移易。树下露坐，或空闲处着五纳衣，或持三衣，或在塚间，或时一食，或正中食，或行头陀。」（《佛光藏?阿含藏?增壹阿含经一》第一七八页） 除了与生俱来的「兰若比丘」性格之外，大迦叶在皈投佛陀之前，已经沿袭古印度的沙门传统，修持头陀苦行很长一段时间了，「兰若比丘」的生活早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，再加上他「年耆根熟」（《佛光藏?阿含藏?杂阿含经三》第一三○三页），根深柢固的习性不易改变，因此，他曾对佛陀说：「如今不敢舍本所习，更学余行。」（《佛光藏?阿含藏?增壹阿含经一》第一七九页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