多重文化意义下的探索与追求--《西游记》孙悟空形象新论
发布时间：2022-11-04 09:10:22作者：药师经功德网
多重文化意义下的探索与追求--《西游记》孙悟空形象新论
多重文化意义下的探索与追求
--《西游记》孙悟空形象新论
曹炳建
在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中，人们有着太多的矛盾与无奈，当然也有着诸多的争论与探讨。《西游记》这部以神魔面目出现的长篇小说，同样体现了作者思想发展的轨迹。特别是其中孙悟空的形象，更包含了作者在社会与人生多重文化背景下的探索与追求。正是因为有这种多重文化意义的存在，才引发了人们对孙悟空形象认识和评价上的分歧与论争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孙悟空形象进行多层面、全方位的研究，即从文本的实际出发，既要联系作者所处时代的文化特质，亦要从民族文化的高度、人类普遍精神的高度等方面来全面认识这一形象，从而挖掘《西游记》的内在文学价值。
一
要正确把握孙悟空形象的深层意蕴，首先应该弄清作者塑造这个形象的本来意图。由于吴承恩《西游记》的祖本《西游记平话》已佚，我们很难确定《西游记》中哪些是前人的创造，哪些是吴承恩的手笔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就是：在《西游记平话》中“孙吾空”取经功成，被授予的佛号是“大力王菩萨”,这在《朴通事谚解》的有关注文中有着明确记载；而在《西游记》中，吴承恩却将“大力王菩萨”改为“斗战胜佛”,──这是吴承恩对《西游记平话》最微小却又是最重大的改动，显然与他塑造这个形象的意图有关。实际上，吴承恩正是以“斗战胜”这个佛号，来概括孙悟空的形象实质，把孙悟空塑造成了封建时代的斗士形象。
作品的实际也正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。作品中的孙悟空，处处闪耀着斗士的风采，表现着斗士的品德和才能。
首先，孙悟空敢于斗争，有着桀骜不驯的性格特征和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。在大闹天宫时，他不承认天之独尊，表现了对权威的最大不敬。在玉皇大帝面前，他也只是“唱个大喏”,答应一声“老孙便是”.他偷蟠桃，盗玉酒，窃仙丹，并假传圣旨愚弄赤脚大仙，把个堂堂天国闹得不亦乐乎。从八卦炉中逃出之后，他一条金箍棒“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，四天王无影无形”,并且公然声称：“皇帝轮流做，明年到我家。”这些都集中体现了他的斗士风采。
取经路上，孙悟空仍然保持着桀骜不驯的性格特征。不论是天界的权威、佛教的神灵，还是凶恶的妖魔，他都一概不放在眼里。像日值功曹、四海龙王、山神土地、天兵天将等，都被他呼来喝去。第三十三回中他为了骗取两个小妖的宝贝，竟然要玉皇大帝把天借给他装半个时辰，还威胁说：“若道半声不肯，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！”观音菩萨是取经的实际组织者，但孙悟空竟敢嘲笑她“惫懒”,活该“一世无夫”.如来佛是西天最高统治神，孙悟空竟敢骂他是“妖精的外甥”.
当然，西天路上的孙悟空主要体现为对妖魔鬼怪的斗争。从东土到西天十万八千里，遇到的妖怪头子就有几十个，但他一条金箍棒打遍西天世界，令妖魔鬼怪闻风丧胆。并且他同妖怪的斗争，大多数都是主动进攻，只要一听说妖怪祸乱人间，就决不放过。收伏八戒之后，他就对引路的高才说：“以后但有妖精，多作成我几个，还有谢你处哩。”第六十七回驼罗庄主人请悟空捉妖，悟空当即向上唱个大喏道：“承照顾了。”八戒在一旁就这样说：“你看他惹祸！听见说拿妖怪，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。”很能说明孙悟空斗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。
孙悟空不仅敢于斗争，而且善于斗争，斗则必胜，故为“斗战胜佛”.他经常变成蟭蟟虫、小苍蝇、花脚蚊子，钻到妖精洞里去弄清妖精的底细（如黄风怪）；或者根据蛛丝马迹推断妖怪的来历，然后根据这些妖怪的特点，寻找相应的对策（如黄袍怪）；或者变成妖怪的母亲、父亲、丈夫、妻子去欺骗妖怪（如三调芭蕉扇）；或者赚来妖怪的法宝，反而置妖怪于死地（如计盗紫金铃）。他还善于运用钻到敌人肚子里去的战术来制服妖怪（如黄眉怪）。他机智灵活，随处设计，常常令妖怪防不胜防。
孙悟空还具有百折不挠的斗争意志和乐观精神。他视一切凶险为游戏，具有斗士举重若轻般的潇洒。大闹天宫他曾两次失败，却没有看到他乞哀告怜，也没有丝毫萎靡困顿之相。取经路上，他更是把降妖除怪当作玩耍的游戏。第十八回他就对高太公说：“因是借宿，顺便拿几个妖怪耍耍。”第三十二回他竟然夸口，要“发一张批文”,把妖怪“连夜解着飞跑”.在和妖怪的周旋中，他也曾三番几次遭灾受难，但又能于谈笑之中脱离困境。当然，有时遇到困难，他也曾流过眼泪，甚至痛哭过。但这一哭，却把孙悟空由神、由猴更拉向了人，同时也使人们更体味到取经的艰难。问题在于他哭过之后，不是从此意志消沉，而是以更大的努力和执着去继续斗争。
由此可见，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客观内容是统一的，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是统一的。孙悟空实际上是封建时代的斗士形象。
二
然而，“斗士”并不是孙悟空形象的全部特征。如果联系明代后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氛围，这一形象的塑造及其与唐僧形象的对比，与宋明儒学“事德”与“事功”的思想论争有着密切关系，表达了作者对旧的人格理想的批判和对新的人格理想的追求。
《西游记》对旧的人格理想的批判，主要体现在唐僧形象的塑造上。拙文《“醇儒”人格的反思与批判--唐僧新论》对此已有论述[1].概括说来，唐僧是封建知识分子和虔诚佛教徒的复合体形象，其最主要的特点，就在于具有坚定的取经信念，但在取经的具体实践中，却表现为百无一能。一听说有妖怪，他就吓得战战兢兢，坐不稳马鞍。取经遇到了困难，他也是束手无策，毫无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被妖怪捉住时，他除了乞哀告怜，就只会哭。因此，悟空送给他一个雅号--“脓包”.这种个性集中到一点，即表现为道德境界的崇高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匮乏。唐僧的这种特点，和程朱理学“醇儒”式的人格理想有着重要关系。
一般说来，儒家都是重视德与义，而轻视功与利。但是从早期儒家的有关论述中不难看出，他们仅仅是轻视功利，但并不绝对地反对功利。董仲舒就认为：“天常以爱利为意。”（《王道统三》，《春秋繁露》卷十一）“天之生人也，使人生义与利，利以养其体，义以养其心。”（《身之养重于义》，《春秋繁露》卷九）他虽然十分强调“正其谊（义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（《董仲舒传》，《汉书》卷五十六），那是因为“忘义而恂利，去理而走邪，以贼其身而祸其家” （《身之养重于义》，《春秋繁露》卷九，）。这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义和道作为保障，利和功就会难于长久保持。可是待到程朱理学兴起，则把道与义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，把事德和事功完全对立起来。朱熹就曾片面曲解董仲舒的原意，把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作为白鹿洞书院的教规，倡导一种“醇儒”式的人格理想，要求人们“绌去义利双行、王霸并用之说，而从事于惩忿窒欲、迁善改过之事，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”（《答陈同甫》四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六）。其结果就使人们越来越趋向“内省”,而很少想到“外扩”.似乎人生下来，不是为了适应自然、认识自然、改造自然，而仅仅在于道德的自我完善。于是，历史上一切事功型的人才都成了他们贬斥的对象，精神的、道德的领袖即事德型的人，却成为他们崇拜的“圣人贤者”.他们平时只知“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诚意”,把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都看成“末务”,“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，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，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，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”（黄宗羲《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》，《南雷文定后集》卷三）。久而久之，道德修养的超前与实际才能的滞后就形成恶性循环，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然、对社会的抗争能力，由刚健自信走向了孱弱自卑，怯于反抗，怯于冒险。
明代后期，随着以王学左派为代表的启蒙思潮的兴起，人们对“不知职掌何事”（《王应熊传》，《明史》卷二五三），“问钱谷不知，问甲兵不知”（《杨嗣昌传》，《明史》卷二五二）的空谈无用的“醇儒”人格进行了深刻反思。王阳明就批评理学家们“文盛实衰，人出己见，新奇相高，以眩俗取誉，徒乱天下之聪明，涂天下之耳目，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，以求知于世，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，反朴还淳之行”（《传习录》上）。李贽则臭骂当时儒生“平居无事，只解打恭作揖，终日匡坐，如同泥塑，以为杂念不起，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”,“一旦有警，则面面相觑，绝无人色，甚至互相推委，以为能明哲。”（《因记往事》，《焚书》卷四）黄宗羲也批评理学家们平时高谈阔论，用以“钤束天下。一旦有大夫之忧，当报国之日，则蒙然张口，如坐云雾”（《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》，《南雷文定后集》卷三），以至于“朝庙无一可倚之臣，天下无复办事之官”（李塨《与方灵皋书》，《恕谷后集》卷四）。到了国家危难之际，那些儒生竟至“愧无半策匡时难，惟余一死报君恩”（颜元《性理评》，《存学编》卷二）。这同唐僧明知“此去真是渺渺茫茫，吉凶难定”,但因“受王恩宠，不得不尽忠以报国”一样，虽然充满了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悲壮情怀，却很难让人肃然起敬，反而使人感到可悲与可叹。这是时代的悲剧，也是“醇儒”人格的悲剧。
对传统人格的反思与批判，必然导致对新的人格理想的追求。早在南宋，以陈亮、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学派的思想家们，便针对着程朱理学重道德而轻事功的“醇儒”人格展开了激烈的论辩。陈亮就曾指出，“醇儒”们“相蒙相欺，以尽废天下之实，则亦终于百事不理”（《送吴允成运干序》，《龙川文集》卷一五），以“书生之智，知议论之当正，而不知事功为何物”（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》，《龙川文集》卷一）。叶适亦认为：“‘仁人正谊不谋利，明道不计功',此语初看极好，细看全疏阔。……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，既无功利，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。”（《习学记言》卷二三）逮至明代，“事功”和“务实”思想更是屡见于著述。王廷相十分注意“行”的重要，认为“致物”与“履事”应该密切结合。王阳明针对程朱理学知行分离的弊端，强调“知行合一”,强调不能离开“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”,“薄书讼狱之间，无非实学。若离了事物为学，却是着空”（《传习录》下）。吕坤对道学家们“舍官守而语玄虚，薄事功而课名理”（谈迁《国榷》卷六六）的现象十分不满，认为“事功”才是真学问。泰州学派的开创者王艮则提出了“百姓日用即道”（黄宗羲《明儒学案？泰州学案一》的著名命题，表现了对务实人格的倡导。
正是在“务实”思想的影响之下，作者把孙悟空塑造成了事功型的艺术典型。如果说唐僧仅仅是取经集团的精神领袖的话，那么，取经集团真正的主心骨却是孙悟空。且不说他一路上降妖除怪，甚至取经集团内部不少思想问题，包括唐僧的思乡畏难情绪、八戒的自私动摇，都是在悟空的帮助之下才得以克服。甚至于在对佛理的理解上，孙悟空也较唐僧高出一筹。唐僧虽然对《心经》“颠倒也念得来”,却不知道如何运用，每听说有妖怪，就吓得坐不稳马鞍，转而不得不承认悟空得到了《心经》的“真解”.然而孙悟空又绝对不是当时社会所谓的正人君子。这不仅在于他曾多次地斥责唐僧、愚弄八戒，更在于他在同妖魔鬼怪的斗争中，能抢就抢，能偷就偷，能骗就骗，坑蒙拐骗无所不用，而这些都是被正人君子所不齿的“卑鄙伎俩”.由此我们不难看出，孙悟空实际上是封建时代事功型的斗士形象。
特别是作品第三十六回，似乎是专为唐僧和悟空这两种人格的对比而设计的：师徒们来到宝林寺，唐僧担心悟空“言语粗疏，性刚气傲”,“冲撞了本处僧人”,便自己前去借宿。他奉着“人将礼乐为先”的儒家教条，低声下气向僧官求情，却被左右刁难，气得他“欲待要哭，又恐那寺里的老和尚笑他；但暗暗扯衣揩泪，忍气吞声，急走出去”.而悟空进寺，痛骂佛像，打破大门，打碎石狮，吓得僧官及寺中五百僧人，“齐齐整整，摆班出门迎接”.两相对比，充分表现了“醇儒”人格的迂腐无用，歌颂了富有抗争精神的事功型人格。
三
假若我们把孙悟空形象放到民族文化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来观照，这个形象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在对我们民族的劣根性之一──奴性人格的批判和反思之后，对富于抗争与进取精神的崭新人格的重塑。就这一点看，孙悟空又和沙僧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拙作《封建时代普通民众的人格写照--<西游记>沙僧形象新论》一文[2],曾将沙僧形象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：一、自觉的“赎罪”意识。二、驯顺服从，明哲保身。三、任劳任怨，埋头苦干。四、秉性善良。五、世故但不圆滑。从这些特征不难看出，沙僧身上既体现了我们民族善良老实、埋头苦干、任劳任怨、默默奉献的优秀品质，又带有明显的奴性特征。沙僧的这种奴性特征，与其卷帘大将的身份有关。早在《新五代史》中，就已经出现“卷帘使”这个职官；《明史》中又有“卷帘将军”的称号。考其职责，不过是朝中专管卷帘、下帘的低级职位。沙僧虽然曾经自我夸耀说“南天门里我为尊，灵霄殿前吾称上”,“往来护驾我当先，出入随朝予在上”,但实际身份却相当低微，以至于虽然参加过蟠桃大会，却没有一般神仙吃蟠桃的份儿，只能在一旁为玉皇大帝执玻璃盏。可见，他的职责仅仅是“扶侍鸾舆”而已，是玉帝手下的侍臣，实际上就是奴仆。
沙僧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奴性特征，当然是奴隶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，但也与封建时代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有着重要关系。在中国封建社会，宗法制度、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思想三位一体，相辅相成，构成了封建上层建筑最主要的内容。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，尊者、长者永远处于主导地位，卑者、幼者永远处于服从地位。孔子就认为，所谓“孝”,就是“无违”（《论语？为政》）。《礼记》中也多处讲到，孝、悌的本质内涵就是“顺”.宋人袁采《袁氏世范》卷上曰：“子之于父，弟之于兄，犹卒伍之于将帅，胥吏之于官曹，奴婢之于雇主，不可相视如朋辈，事事欲论曲直。”戴震也曾揭示这种现象：“尊者以理责卑，长者以理责幼，贵者以理责贱，虽失，谓之顺。卑者、幼者、贱者以理争之，虽得，谓之逆。” （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上）由此升华，便不难得出“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，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”的极端口号，并成为人们遵循的道德准则。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，限制的是人们的竞争意识、抗争精神和敢为人先的思想，而训练的却正是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、忠诚驯顺、老实本分、以和为贵的奴性人格。在这种奴性哲学的重压下，人们的人格被扭曲了，事业型、竞争型的人竟如凤毛麟角，更多的人则是唯唯喏喏，忍让顺从。鲁迅曾将中国全部历史划分为“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”和“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”[3],林语堂曾把中国人的特征概括为圆熟、忍耐、冷淡、和平、知足等[4],都可谓是一针见血。
就是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包袱，国民在麻醉中生活，历史在蹒跚地前进。这不能不引起一切有识之士的沉思与探索，并力图冲破这历史的桎梏，去重塑一种全新的民族人格。孙悟空形象的塑造，正是这种沉思和探索的结果。吴承恩本人虽然是一位终身科举而不能中第的穷书生，却有一身傲骨和面对黑暗现实无奈的愤激。他自称“平生不肯受人怜，喜笑悲歌气傲然”[5]（页25），“吟啸临风，未许壮心灰”,“狗有三升糠分，马有三分龙性，况丈夫哉！”“虽贫杜甫还诗伯，纵老廉颇是将才” [5]（页182）。但是，作为一名手无寸铁的书生，面对着“民灾翻出衣冠中，不为猿鹤为沙虫。坐观宋室用五鬼，不见虞廷诛四凶”的社会现实，也只能发出如此深沉而令人心悸的哀叹：“胸中磨损斩邪刀，欲起平之恨无力。”正是出于对自身一介书生回天无力的悲叹，于是，“救月有矢救日弓，世间岂谓无英雄”[5]（页17），他不能不把全部的希望，寄托在他的巨着《西游记》上，不能不把自己的理想人格，通过孙悟空这位富有抗争与进取精神的斗士形象表现出来。
强烈的抗争与进取精神，正是孙悟空形象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也是最耀眼的特质。大闹天宫时，他凭着自己的一条金箍棒和整个天宫神权世界战斗，没有势单力薄的畏惧，没有失败的担心，集中体现了他的抗争精神；但是，他不满足于“不伏麒麟辖，不伏凤凰管，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”的“自由自在”的生活而访师学道，他“官封弼马心何足，名注齐天意未宁”,同样也体现了进取精神。
--《西游记》孙悟空形象新论
曹炳建
在人类文化的历史进程中，人们有着太多的矛盾与无奈，当然也有着诸多的争论与探讨。《西游记》这部以神魔面目出现的长篇小说，同样体现了作者思想发展的轨迹。特别是其中孙悟空的形象，更包含了作者在社会与人生多重文化背景下的探索与追求。正是因为有这种多重文化意义的存在，才引发了人们对孙悟空形象认识和评价上的分歧与论争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孙悟空形象进行多层面、全方位的研究，即从文本的实际出发，既要联系作者所处时代的文化特质，亦要从民族文化的高度、人类普遍精神的高度等方面来全面认识这一形象，从而挖掘《西游记》的内在文学价值。
一
要正确把握孙悟空形象的深层意蕴，首先应该弄清作者塑造这个形象的本来意图。由于吴承恩《西游记》的祖本《西游记平话》已佚，我们很难确定《西游记》中哪些是前人的创造，哪些是吴承恩的手笔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就是：在《西游记平话》中“孙吾空”取经功成，被授予的佛号是“大力王菩萨”,这在《朴通事谚解》的有关注文中有着明确记载；而在《西游记》中，吴承恩却将“大力王菩萨”改为“斗战胜佛”,──这是吴承恩对《西游记平话》最微小却又是最重大的改动，显然与他塑造这个形象的意图有关。实际上，吴承恩正是以“斗战胜”这个佛号，来概括孙悟空的形象实质，把孙悟空塑造成了封建时代的斗士形象。
作品的实际也正体现了作者的创作意图。作品中的孙悟空，处处闪耀着斗士的风采，表现着斗士的品德和才能。
首先，孙悟空敢于斗争，有着桀骜不驯的性格特征和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。在大闹天宫时，他不承认天之独尊，表现了对权威的最大不敬。在玉皇大帝面前，他也只是“唱个大喏”,答应一声“老孙便是”.他偷蟠桃，盗玉酒，窃仙丹，并假传圣旨愚弄赤脚大仙，把个堂堂天国闹得不亦乐乎。从八卦炉中逃出之后，他一条金箍棒“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，四天王无影无形”,并且公然声称：“皇帝轮流做，明年到我家。”这些都集中体现了他的斗士风采。
取经路上，孙悟空仍然保持着桀骜不驯的性格特征。不论是天界的权威、佛教的神灵，还是凶恶的妖魔，他都一概不放在眼里。像日值功曹、四海龙王、山神土地、天兵天将等，都被他呼来喝去。第三十三回中他为了骗取两个小妖的宝贝，竟然要玉皇大帝把天借给他装半个时辰，还威胁说：“若道半声不肯，即上灵霄殿动起刀兵！”观音菩萨是取经的实际组织者，但孙悟空竟敢嘲笑她“惫懒”,活该“一世无夫”.如来佛是西天最高统治神，孙悟空竟敢骂他是“妖精的外甥”.
当然，西天路上的孙悟空主要体现为对妖魔鬼怪的斗争。从东土到西天十万八千里，遇到的妖怪头子就有几十个，但他一条金箍棒打遍西天世界，令妖魔鬼怪闻风丧胆。并且他同妖怪的斗争，大多数都是主动进攻，只要一听说妖怪祸乱人间，就决不放过。收伏八戒之后，他就对引路的高才说：“以后但有妖精，多作成我几个，还有谢你处哩。”第六十七回驼罗庄主人请悟空捉妖，悟空当即向上唱个大喏道：“承照顾了。”八戒在一旁就这样说：“你看他惹祸！听见说拿妖怪，就是他外公也不这般亲热。”很能说明孙悟空斗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。
孙悟空不仅敢于斗争，而且善于斗争，斗则必胜，故为“斗战胜佛”.他经常变成蟭蟟虫、小苍蝇、花脚蚊子，钻到妖精洞里去弄清妖精的底细（如黄风怪）；或者根据蛛丝马迹推断妖怪的来历，然后根据这些妖怪的特点，寻找相应的对策（如黄袍怪）；或者变成妖怪的母亲、父亲、丈夫、妻子去欺骗妖怪（如三调芭蕉扇）；或者赚来妖怪的法宝，反而置妖怪于死地（如计盗紫金铃）。他还善于运用钻到敌人肚子里去的战术来制服妖怪（如黄眉怪）。他机智灵活，随处设计，常常令妖怪防不胜防。
孙悟空还具有百折不挠的斗争意志和乐观精神。他视一切凶险为游戏，具有斗士举重若轻般的潇洒。大闹天宫他曾两次失败，却没有看到他乞哀告怜，也没有丝毫萎靡困顿之相。取经路上，他更是把降妖除怪当作玩耍的游戏。第十八回他就对高太公说：“因是借宿，顺便拿几个妖怪耍耍。”第三十二回他竟然夸口，要“发一张批文”,把妖怪“连夜解着飞跑”.在和妖怪的周旋中，他也曾三番几次遭灾受难，但又能于谈笑之中脱离困境。当然，有时遇到困难，他也曾流过眼泪，甚至痛哭过。但这一哭，却把孙悟空由神、由猴更拉向了人，同时也使人们更体味到取经的艰难。问题在于他哭过之后，不是从此意志消沉，而是以更大的努力和执着去继续斗争。
由此可见，作者的主观意图和作品的客观内容是统一的，大闹天宫和西天取经是统一的。孙悟空实际上是封建时代的斗士形象。
二
然而，“斗士”并不是孙悟空形象的全部特征。如果联系明代后期特殊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氛围，这一形象的塑造及其与唐僧形象的对比，与宋明儒学“事德”与“事功”的思想论争有着密切关系，表达了作者对旧的人格理想的批判和对新的人格理想的追求。
《西游记》对旧的人格理想的批判，主要体现在唐僧形象的塑造上。拙文《“醇儒”人格的反思与批判--唐僧新论》对此已有论述[1].概括说来，唐僧是封建知识分子和虔诚佛教徒的复合体形象，其最主要的特点，就在于具有坚定的取经信念，但在取经的具体实践中，却表现为百无一能。一听说有妖怪，他就吓得战战兢兢，坐不稳马鞍。取经遇到了困难，他也是束手无策，毫无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被妖怪捉住时，他除了乞哀告怜，就只会哭。因此，悟空送给他一个雅号--“脓包”.这种个性集中到一点，即表现为道德境界的崇高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匮乏。唐僧的这种特点，和程朱理学“醇儒”式的人格理想有着重要关系。
一般说来，儒家都是重视德与义，而轻视功与利。但是从早期儒家的有关论述中不难看出，他们仅仅是轻视功利，但并不绝对地反对功利。董仲舒就认为：“天常以爱利为意。”（《王道统三》，《春秋繁露》卷十一）“天之生人也，使人生义与利，利以养其体，义以养其心。”（《身之养重于义》，《春秋繁露》卷九）他虽然十分强调“正其谊（义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（《董仲舒传》，《汉书》卷五十六），那是因为“忘义而恂利，去理而走邪，以贼其身而祸其家” （《身之养重于义》，《春秋繁露》卷九，）。这也就是说，如果没有义和道作为保障，利和功就会难于长久保持。可是待到程朱理学兴起，则把道与义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，把事德和事功完全对立起来。朱熹就曾片面曲解董仲舒的原意，把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作为白鹿洞书院的教规，倡导一种“醇儒”式的人格理想，要求人们“绌去义利双行、王霸并用之说，而从事于惩忿窒欲、迁善改过之事，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”（《答陈同甫》四，《朱文公文集》卷三六）。其结果就使人们越来越趋向“内省”,而很少想到“外扩”.似乎人生下来，不是为了适应自然、认识自然、改造自然，而仅仅在于道德的自我完善。于是，历史上一切事功型的人才都成了他们贬斥的对象，精神的、道德的领袖即事德型的人，却成为他们崇拜的“圣人贤者”.他们平时只知“格物、致知、正心、诚意”,把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都看成“末务”,“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，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，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，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”（黄宗羲《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》，《南雷文定后集》卷三）。久而久之，道德修养的超前与实际才能的滞后就形成恶性循环，使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然、对社会的抗争能力，由刚健自信走向了孱弱自卑，怯于反抗，怯于冒险。
明代后期，随着以王学左派为代表的启蒙思潮的兴起，人们对“不知职掌何事”（《王应熊传》，《明史》卷二五三），“问钱谷不知，问甲兵不知”（《杨嗣昌传》，《明史》卷二五二）的空谈无用的“醇儒”人格进行了深刻反思。王阳明就批评理学家们“文盛实衰，人出己见，新奇相高，以眩俗取誉，徒乱天下之聪明，涂天下之耳目，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，以求知于世，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，反朴还淳之行”（《传习录》上）。李贽则臭骂当时儒生“平居无事，只解打恭作揖，终日匡坐，如同泥塑，以为杂念不起，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”,“一旦有警，则面面相觑，绝无人色，甚至互相推委，以为能明哲。”（《因记往事》，《焚书》卷四）黄宗羲也批评理学家们平时高谈阔论，用以“钤束天下。一旦有大夫之忧，当报国之日，则蒙然张口，如坐云雾”（《赠编修弁玉吴君墓志铭》，《南雷文定后集》卷三），以至于“朝庙无一可倚之臣，天下无复办事之官”（李塨《与方灵皋书》，《恕谷后集》卷四）。到了国家危难之际，那些儒生竟至“愧无半策匡时难，惟余一死报君恩”（颜元《性理评》，《存学编》卷二）。这同唐僧明知“此去真是渺渺茫茫，吉凶难定”,但因“受王恩宠，不得不尽忠以报国”一样，虽然充满了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悲壮情怀，却很难让人肃然起敬，反而使人感到可悲与可叹。这是时代的悲剧，也是“醇儒”人格的悲剧。
对传统人格的反思与批判，必然导致对新的人格理想的追求。早在南宋，以陈亮、叶适为代表的浙东学派的思想家们，便针对着程朱理学重道德而轻事功的“醇儒”人格展开了激烈的论辩。陈亮就曾指出，“醇儒”们“相蒙相欺，以尽废天下之实，则亦终于百事不理”（《送吴允成运干序》，《龙川文集》卷一五），以“书生之智，知议论之当正，而不知事功为何物”（《戊申再上孝宗皇帝书》，《龙川文集》卷一）。叶适亦认为：“‘仁人正谊不谋利，明道不计功',此语初看极好，细看全疏阔。……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，既无功利，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。”（《习学记言》卷二三）逮至明代，“事功”和“务实”思想更是屡见于著述。王廷相十分注意“行”的重要，认为“致物”与“履事”应该密切结合。王阳明针对程朱理学知行分离的弊端，强调“知行合一”,强调不能离开“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”,“薄书讼狱之间，无非实学。若离了事物为学，却是着空”（《传习录》下）。吕坤对道学家们“舍官守而语玄虚，薄事功而课名理”（谈迁《国榷》卷六六）的现象十分不满，认为“事功”才是真学问。泰州学派的开创者王艮则提出了“百姓日用即道”（黄宗羲《明儒学案？泰州学案一》的著名命题，表现了对务实人格的倡导。
正是在“务实”思想的影响之下，作者把孙悟空塑造成了事功型的艺术典型。如果说唐僧仅仅是取经集团的精神领袖的话，那么，取经集团真正的主心骨却是孙悟空。且不说他一路上降妖除怪，甚至取经集团内部不少思想问题，包括唐僧的思乡畏难情绪、八戒的自私动摇，都是在悟空的帮助之下才得以克服。甚至于在对佛理的理解上，孙悟空也较唐僧高出一筹。唐僧虽然对《心经》“颠倒也念得来”,却不知道如何运用，每听说有妖怪，就吓得坐不稳马鞍，转而不得不承认悟空得到了《心经》的“真解”.然而孙悟空又绝对不是当时社会所谓的正人君子。这不仅在于他曾多次地斥责唐僧、愚弄八戒，更在于他在同妖魔鬼怪的斗争中，能抢就抢，能偷就偷，能骗就骗，坑蒙拐骗无所不用，而这些都是被正人君子所不齿的“卑鄙伎俩”.由此我们不难看出，孙悟空实际上是封建时代事功型的斗士形象。
特别是作品第三十六回，似乎是专为唐僧和悟空这两种人格的对比而设计的：师徒们来到宝林寺，唐僧担心悟空“言语粗疏，性刚气傲”,“冲撞了本处僧人”,便自己前去借宿。他奉着“人将礼乐为先”的儒家教条，低声下气向僧官求情，却被左右刁难，气得他“欲待要哭，又恐那寺里的老和尚笑他；但暗暗扯衣揩泪，忍气吞声，急走出去”.而悟空进寺，痛骂佛像，打破大门，打碎石狮，吓得僧官及寺中五百僧人，“齐齐整整，摆班出门迎接”.两相对比，充分表现了“醇儒”人格的迂腐无用，歌颂了富有抗争精神的事功型人格。
三
假若我们把孙悟空形象放到民族文化这个更为广阔的背景来观照，这个形象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在对我们民族的劣根性之一──奴性人格的批判和反思之后，对富于抗争与进取精神的崭新人格的重塑。就这一点看，孙悟空又和沙僧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拙作《封建时代普通民众的人格写照--<西游记>沙僧形象新论》一文[2],曾将沙僧形象的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：一、自觉的“赎罪”意识。二、驯顺服从，明哲保身。三、任劳任怨，埋头苦干。四、秉性善良。五、世故但不圆滑。从这些特征不难看出，沙僧身上既体现了我们民族善良老实、埋头苦干、任劳任怨、默默奉献的优秀品质，又带有明显的奴性特征。沙僧的这种奴性特征，与其卷帘大将的身份有关。早在《新五代史》中，就已经出现“卷帘使”这个职官；《明史》中又有“卷帘将军”的称号。考其职责，不过是朝中专管卷帘、下帘的低级职位。沙僧虽然曾经自我夸耀说“南天门里我为尊，灵霄殿前吾称上”,“往来护驾我当先，出入随朝予在上”,但实际身份却相当低微，以至于虽然参加过蟠桃大会，却没有一般神仙吃蟠桃的份儿，只能在一旁为玉皇大帝执玻璃盏。可见，他的职责仅仅是“扶侍鸾舆”而已，是玉帝手下的侍臣，实际上就是奴仆。
沙僧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奴性特征，当然是奴隶文化长期熏陶的结果，但也与封建时代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有着重要关系。在中国封建社会，宗法制度、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思想三位一体，相辅相成，构成了封建上层建筑最主要的内容。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，尊者、长者永远处于主导地位，卑者、幼者永远处于服从地位。孔子就认为，所谓“孝”,就是“无违”（《论语？为政》）。《礼记》中也多处讲到，孝、悌的本质内涵就是“顺”.宋人袁采《袁氏世范》卷上曰：“子之于父，弟之于兄，犹卒伍之于将帅，胥吏之于官曹，奴婢之于雇主，不可相视如朋辈，事事欲论曲直。”戴震也曾揭示这种现象：“尊者以理责卑，长者以理责幼，贵者以理责贱，虽失，谓之顺。卑者、幼者、贱者以理争之，虽得，谓之逆。” （《孟子字义疏证》卷上）由此升华，便不难得出“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，父叫子亡子不能不亡”的极端口号，并成为人们遵循的道德准则。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，限制的是人们的竞争意识、抗争精神和敢为人先的思想，而训练的却正是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、忠诚驯顺、老实本分、以和为贵的奴性人格。在这种奴性哲学的重压下，人们的人格被扭曲了，事业型、竞争型的人竟如凤毛麟角，更多的人则是唯唯喏喏，忍让顺从。鲁迅曾将中国全部历史划分为“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”和“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”[3],林语堂曾把中国人的特征概括为圆熟、忍耐、冷淡、和平、知足等[4],都可谓是一针见血。
就是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包袱，国民在麻醉中生活，历史在蹒跚地前进。这不能不引起一切有识之士的沉思与探索，并力图冲破这历史的桎梏，去重塑一种全新的民族人格。孙悟空形象的塑造，正是这种沉思和探索的结果。吴承恩本人虽然是一位终身科举而不能中第的穷书生，却有一身傲骨和面对黑暗现实无奈的愤激。他自称“平生不肯受人怜，喜笑悲歌气傲然”[5]（页25），“吟啸临风，未许壮心灰”,“狗有三升糠分，马有三分龙性，况丈夫哉！”“虽贫杜甫还诗伯，纵老廉颇是将才” [5]（页182）。但是，作为一名手无寸铁的书生，面对着“民灾翻出衣冠中，不为猿鹤为沙虫。坐观宋室用五鬼，不见虞廷诛四凶”的社会现实，也只能发出如此深沉而令人心悸的哀叹：“胸中磨损斩邪刀，欲起平之恨无力。”正是出于对自身一介书生回天无力的悲叹，于是，“救月有矢救日弓，世间岂谓无英雄”[5]（页17），他不能不把全部的希望，寄托在他的巨着《西游记》上，不能不把自己的理想人格，通过孙悟空这位富有抗争与进取精神的斗士形象表现出来。
强烈的抗争与进取精神，正是孙悟空形象体现出来的最基本的也是最耀眼的特质。大闹天宫时，他凭着自己的一条金箍棒和整个天宫神权世界战斗，没有势单力薄的畏惧，没有失败的担心，集中体现了他的抗争精神；但是，他不满足于“不伏麒麟辖，不伏凤凰管，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”的“自由自在”的生活而访师学道，他“官封弼马心何足，名注齐天意未宁”,同样也体现了进取精神。
